不久前，本报转载了“世纪中国”网发表的晨曦的《学术“悲哀”何其多》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晨曦指称复旦大学哲学系佘碧平的“著作”《现代性的意义与局限》（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出版）有许多内容抄袭自美国学者凯尔纳、贝斯特合著的学术著作《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同期报纸也登载了佘碧平的《向读者致歉》，称他“自己未在参考书目或后记中注明参考过D．Kellner和S．Best合著的这本书，这有违学术规范的要求，也反映出本人治学不够严谨”。
因为去年此时，孙周兴指陈张汝伦“抄袭”德文著作一事影响颇大，而佘碧平与张又同处复旦大学哲学系，所以“佘碧平事件”一经披露，又引起了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的关注。也有不少读者来信，或表达对此事的看法，或对佘碧平的公开“致歉”是否意味着他承认了晨曦的指陈表示疑问。最近，记者就此采访了有关当事人。
这一事件的核心问题是佘碧平是否如晨曦所说“抄袭”了凯尔纳、贝斯特合著的《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对此，佘碧平只是说可能是因为疏忽，但因为时间经过太久，自己也忘记了确切的原因。佘碧平还认为晨曦先生的文章个人情绪化色彩多了些。此后，佘碧平又给报社发来了一份传真，确切地表达了他的看法：
“我再次重申：关于《现代性的意义与局限》，我已在《向读者致歉》中阐明了我的全部观点。我希望通过贵报，真诚感谢和欢迎我的同行和广大读者对我的作品进行批评和指正，并在公正的立场上开展积极、健康、广泛的学术批评与交流，共同为我国学术繁荣而努力。”
晨曦对于佘碧平指责他文章中有“个人情绪化色彩”的说法很是困惑，他说：“佘碧平先生希望能够就学术观点或者现代性问题进行学术批评，我也心同此愿，但首先学术批评的对象应是作者自己的东西。我并不认识佘碧平先生，只是由于发现他的著作存在着严重的抄袭现象，所以以一个学术中人的应有职责而写了这篇学术规范的批评文章。所以希望佘先生能够知错能改，以后大家就现代性问题展开讨论，岂不善哉！”
晨曦说，
“任何人写书可能都会在谈到别人的观点时由于疏忽而没加注释，这是可以理解的。可在此书中有那么多章节，可以说通篇都是别人的，已经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抄袭。”“碧平先生在《世纪中国》网站上刊登的致歉文章实在无法令人满意，把‘权利’、‘权力’不分，解释为‘打字错误’，把对《后现代理论》的大量抄袭解释为‘未在参考书目或后记中注明’，另外还在文首与文末不断强调‘我的论著’、‘我个人的作品’，无疑佘先生仍拒不承认这本书的大量抄袭事实。对此我表示遗憾与惋惜。我本想为佘先生的颜面有所保留，但既然如此我不得不指出佘先生实非‘初犯’，他所翻译的福柯的《性经验史》的《译者序》同样是通篇抄自《后现代理论》，或许这又是佘先生另一个小小的‘打字错误’。对于这样一位如此‘粗心大意’的洋博士学者，我们还能希望他些什么呢？”
对于佘碧平先生希望在学术范围内讨论此事的愿望，晨曦先生认为在目前是不可能的：“佘著首先是学术规范上出了问题，进行了违规操作，所以我们应该先讨论解决这一问题。”
美国学者凯尔纳、贝斯特的《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中译本已经在1999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译者是张志斌。张志斌把佘著和自己翻译的《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一书作了对比，他十分肯定地告诉记者，虽然两者在许多章节上不仅编排体例和篇章结构上非常相似，而且内容也基本相同，但在具体语言风格上却存在很大的差别，因此，可以肯定佘著的有关章节决不是直接抄自中文译本，而是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一书原文中的部分章节的再翻译，或者说是编译，只不过编的成份少了一些，而译的比重超大了一些。他指出，由于中西方在文化背景和语言背景上存在巨大差异，因此中国人对西方现代前卫理论在接受上有很大困难，更不必说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转化和本土化、将之纳入到本民族的语言体系，成为普通读者人人可以理解的通俗观点了。他认为，在与西方前沿思想的对话中，中国学者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尴尬处境：一方面理论思维活动本身内在地要求我们必须时刻追逐世界范围内的最新思维成果，必须与新思潮进行对话，但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自身所处的语言环境和现实土壤又为这种对话设置了重重障碍，也就是说，我们缺乏这种对话的必要的基础。这也许正是造成个别致力于这种对话的国内学者急功近利，逃避本土化的巨大困难，采取偷工减料、直接照搬照抄西方学术成果的这一现象原因之一。
谈到学术规范问题，张志斌认为，国内许多学者和国外学者在著述方面存在着较明显的不同。国外的论著往往引用别人文章中的一个新的术语时都要标明出处；当陈述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或一种较新的观点时，只要看见别人曾提及过，作者就会在脚注上予以注明，这实际上反映了对别人劳动成果的一种起码的尊重和一种求真求实的学风。而国内，有些人往往直接把别人的观点吸收过来，当作自己的东西。比如我们往往看见某位作者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洋洋洒洒地提出了好几项观点或看法，很可能第一、第二甚至第三都是别人早已提到的，直到第四点才是他自己的，但在其文章中却始终未提及这前三项的出处，给读者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仿佛这些观点都是作者自己原创的。相反国外学者在此情况下会先明确陈述别人已有的见解，然后再提出本人的观点。张先生说，他发现目前很多学生（包括研究生）在写论文时对注释就很不在意，这样发展下去走向极端，后果是很严重的。
